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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潮丨马雅：父亲马洪，他帮助推开了一扇门
他帮助推开了一扇门
——纪念父亲马洪诞辰100周年
作者：马雅
父亲马洪，1982年
记得是1960年初冬，也是在“三年困难”最较劲的时段，父亲马洪去北京第一机床厂做调研。当时主管国家计委的副总理李富春让他带着计委、经委、中央党校、一机部、中科院经济所和北京市委的人，在那里蹲点。任务是了解基层情况，总结工厂的管理经验，以便制定条例，整顿大跃进后混乱的国营企业。这次的调研成果成为后来“工业七十条”的基础。而“七十条”为及时补救大跃进给我国工业带来的损害，为国民经济的好转做出了贡献。
1970年，我下乡插队，顺路看望了随单位疏散到山西娘子关的父亲。当时我没有工作、没有学上，对前途很悲观。父亲对我说：“不管谁当政，任何国家都要发展经济。情况不会永远像现在这样下去的。” 这些话使我对未来有了信心。
文革结束，高岗虽然没有翻案，父亲却“复出”了。1984年9月初，他为时任国务院主要负责人草拟了一封给中央的信，信中强调商品经济的重要性和它与计划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 这句话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
此信送交邓小平和陈云以后，得到认可。局外人也许不知，这是石破天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经济终于可以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起点。
那个月下旬，父亲和吴敬琏一起到上海做宏观规划的调研。一天深夜，吴敬琏看见父亲的屋里仍然灯光闪亮，于是过来询问，父亲说，现在看到的稿子(《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征求意见稿)上，仍然没有采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的提法，他已经分别给胡耀邦和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写信，要求把“商品经济”的提法写进去。
父亲给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的亲笔信中写道：“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和现行的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都难以从理论上说清楚。” 他尖锐地指出：“我们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凡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商品经济和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时，我国经济的发展就顺利、就迅速，经济效益就好，否则就得到相反的结果。但是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看作是互不兼容的、相互排斥的、截然对立的东西，从理论上说, 这往往是经济战线上产生‘左’的一个重要原因。”
今天，改革开放在人们眼中看来，似乎是理所当然甚至是轻而易举的。然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计划经济是天经地义的治国方针，商品经济被看作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威胁，甚至看成等同于资本主义。可是，在帝国主义入侵不再是主要威胁的改革初期，中国能否转变发展战略，向西方开放和竞争，就不仅是政治智慧的问题，也是理论创新的问题。因此，当年向历来占统治地位的过时的教条挑战，提倡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 几乎是离经叛道，本身要冒政治风险，何况是处于父亲的位置。
马洪主持“山西的能源调查”，1982年
首先，由于受高岗的牵连，父亲政治上有负担；虽然文革后他被解放了，而且再度被重用，可“高饶集团”成为党内少有的悬案，父亲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得到“正名”，仍算是“戴罪立功”。
其次，当年计划经济的主帅是陈云，陈在党内为第二号人物。而早在延安时代，陈云便最早赏识了父亲，为他改名，送他进马列学院深造。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父亲的许多老同志如邓力群、宋平等，都赞同和拥护陈云的“鸟笼经济”(计划经济的形象比喻)，视其为共产党人在经济上的底线。
所以，父亲力主“商品经济”，使他在原有良好基础的政治营垒里，众叛亲离。多年后，他曾偶议此事：“ 现在改革成为很时髦的事情了。当初还不知道是否要为此掉脑袋呢。” 当时，也有别的干部如安志文、童大林等提倡“商品经济”，但父亲如此做，顶着的政治压力远比其他人大得多。
从早年投身革命起，父亲便组织铁路工运，后来几十年都与中国的大型企业的管理和改造有着不解之缘。可以说，在改革初期参与决策的层次中，他是少有的懂得中国现代化企业的干部，能理解计划经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优越，以及在改革开放中的局限。所以，尽管备受争议，父亲坚定地维护了“商品经济”的论点。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是需要政治勇气的。
1983年，陈云为编写《辽沈战役回忆录》,召集有关老同志晤谈，父亲也在其中。打辽沈战役时父亲不在部队工作，而且是在1948年赴承德市委书记任上，才被高岗调入东北局的。显然，这次陈云是破例邀请了父亲参与其事。
说来自1937年父亲初到延安起，陈云即是他的“伯乐”。陈当时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发现父亲来自农村，出身贫苦，参加和领导过同蒲路的工人运动，而且工作学习都努力。这和陈云自己早年参加革命的经历有些相似之处。父亲小时候家穷，村里的族人见他好学上进，才帮助供他读完了农村的高小。这在当时的革命队伍里，父亲算是为数不多的“党信得过的知识分子”了。
因此，陈云不但将父亲的名字由“牛黄”改为“马洪”，以便日后派回白区做地下和统战工作，进而认为他是可塑之才，应当留在延安的中央党校（后来的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进一步培养。
所以，陈云从延安起就是父亲的恩师。而改革开放时，他召见父亲还有另一番的考虑。当时，以陈云为首的党内元老们对邓小平看中的时任总书记和总理的种种政治、经济改革举措不甚满意。当邓大张旗鼓地先后要派胡、赵去接管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的地盘时，陈云设想如果派马洪去计委，也许能把住“计划经济”这道关。因为父亲不但有在计委、经委管理宏观经济的经验，又和正主持计委而要被陈云调去主管中组部的宋平当时是儿女亲家。于是，在谈“辽沈”时，陈云向父亲提出了这个建议。
父亲对陈云的提议相当意外。在他刚刚复出时，曾向上级表示过想回国家计委，“在哪里跌倒了，就在哪里爬起来”，却遭到婉拒。当时胡乔木对父亲说：“党一贯培养你做理论工作，你还是到社会科学院来吧。”于是父亲当了社科院的院长。父亲本人则认为自己不能回计委，一定是来自最高层的意见。然而，这次陈云当面提议让他回计委，父亲不能不体会到这个提议的分量。
但是父亲内心对此非常矛盾。经过几十年的在上层和底层的摸爬滚打，他深深体会到只搞计划经济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中国的政治、经济都出现了勃勃生机，不能再走老路了，要抓住这个百年不遇的大好时机，让中国真正富强起来，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所以，父亲在经过深沉甚至是痛苦的思虑后，终于作出了极不利于自己政治前途的决定：“官不做也罢了，计划经济救不了中国。”
几天后，当陈云再次召见他时，父亲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之后，父亲被陆续解除了相对重要的若干职务，包括社科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等，只在国务院下面主持咨询机构。
在1987年一次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父亲针对当时经济过热的情况，提出应当“紧缩”的建议，而当时邓小平和总书记都主张经济应当“更热”。
那次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对通货膨胀问题争论的缘由如下：在“ 六五 ”期间，我国曾连续几年出现了国民收入超分配的问题，尤其在1984年至1986年增势很猛。“六五”计划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投资3600亿元，可实际完成5330亿元，超过计划48%。1984年至1986年，全国投资平均每年增加27.5%。到了1985年底，基本建设项目有7万多个，在建规模达5300亿元，已有1/3以上的缺口。而1986年1月至6月新开工的基建项目又有11000个，缺口更大。消费基金在整个“六五”期间，年增691亿元，平均每年递增17.4%。1984年至1986年超分配中靠发票子弥补的分别占92%、61%和44%。货币发行量年增25.7%。因此又导致物价增长过猛，这些都大大超过工农业总产值的每年13.7%和国民收入每年11%的增幅。
父亲对这一情况深感忧虑，于1986年7月18日给时任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写了一份报告，分析了过热的表现、原因和危害，并提出了建议。然而，由于最高层的意向集中于大力推进改革，这一建议未得到及时的重视。到了1987年，投资过大、需求失控等不利局面愈演愈烈。
同年4 月间，国务院开会讨论此事。而原来拟定发言的常务副总理姚依林, 突然说他不做汇报了，让马洪代其发言。姚的稿子本来就是马洪起草的，于是马洪在会上大致讲了以下观点：
1、在国民经济的“助跑期”，应为日后高速度发展准备好基本条件，而不应把重心放到追求近期的高速度上；
2、在打基础的阶段，应适当节制消费增长；
3、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全程中，要经常保持运行中的整体有效性，这才能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地发展。
看到马洪的发言明显与邓的精神相悖，总书记不得不打断。他按照既定的口径强调遇到的问题只有靠深化改革来解决，而深化改革就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之后，会议的意见就一边倒了。
我常常想：是不是父亲小时候在村里读私塾，中孔孟之道的毒太深了，变得愚忠？
而老人相会，往往是在医院里。1989年后的一天，马洪在北京医院遇见卸任的总书记，看到他苍老多了，两位老朋友拱手问候。
江泽民当了主席以后，1993年让父亲主持编写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一书, 并亲自作序，来肯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接着，中央邀请一些老同志座谈，电视台到场采访。在那次座谈会上，到会的多数人讲了一些拥护当时流行的一个新观点（“三个代表”）的话，轮到父亲发言时他却说：“我50多年前加入党，是在镰刀斧头下宣的誓，为工农利益、为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奋斗终生。我们不能放弃这个根本宗旨。” 事后电视台录播座谈会时，父亲的发言被删去了。
事也凑巧，不久，在美国定居的我和儿子，看了有关斯诺当年访问延安的文献片。我挺兴奋地打越洋电话，告诉父亲，他的外孙已经知道延安，知道那是当年姥爷姥姥十几岁时为了抗日救亡而奔赴的革命根据地。父亲听后，感慨万端，但他因为患帕金森氏病，说话有困难，很久才迸出这么一句：“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我听了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老半天没作声，父亲遂挂上了电话。事后想起，我一定伤了他老人家的心。
2001年，老同志季崇威病重，父亲去医院看望他。1959年庐山会议前后，由于大刮“共产风”，中国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时任国家经委企业管理局副局长的季崇威，在经委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根据他调查整理的材料，做了实事求是的、系统的长篇发言。当他联系到群众的疾苦时，言辞十分激烈，以至于坐在他身边的父亲，不得不在桌子底下用脚轻轻踢他，提醒他注意分寸。可季崇威旁若无人，继续慷慨陈词，全然不计个人得失。尽管当时已有种种迹象表明，如此“倒行逆施”，下场肯定不好。季崇威却一不做二不休，在会上发言之后，又把几万言的文字报告递交各级领导，决意为民请命。结果季崇威被打成“右倾分子”，下放工厂劳改3年。
40多年后的2001年，季崇威被诊断有肝癌。父亲闻讯赶去医院探望，这两位饱经沧桑的同志两手紧握，长达一个多小时之久。更令人难忘的是，在垂暮之年，他们不是惦念自己的病情和子女，而是对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对党内存在的严重贪腐，痛心疾首。季崇威对我父亲说：“目前党内和政府内一些人的腐败，已超过了当年的国民党！”
回想父亲出身贫苦，他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更是因为当时国难当头。尽管他一生坎坷，可他咬紧牙关没有离队。父亲是一个开通的人，并没有把他的意念强加于我。而抚今追昔，对比那些贪官大鳄倒行逆施、祸国殃民, 更痛感父亲赤子之心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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